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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摇滚之乡,到底是不是“石家庄”

2019-08-31  茂林之家
      摇滚乐就是起源并属于英美的,但不妨碍欧陆和亚洲人去玩耍,放下背负和身份困惑的疯狂条约,自在呐喊。

      “国家级金句王”白岩松如此点评盘尼西林乐队:“盘尼西林作为青霉素的话,我过敏;盘尼西林要听的话,过瘾。”毫无意外地,观众记住了这句话,网民也在传播这句话。

      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白岩松现场点评的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这一代摇滚音乐人,不用再背负很多东西,什么都可能去玩,国际乐队的特点就是混搭。

      无论在西方还是国内,“不用背负什么东西”和“什么都玩”,恰恰可能代表着摇滚精神的一种演进。

      从反叛、背负到玩耍、自乐的摇滚精神,中国青年用的时间比西方青年短得多

      人们都知道,摒除让人坐不住的节奏型以及亢奋刺激的巨大声场,起源于西方青年文化的摇滚乐,是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抗议运动成长、成熟起来并影响和征服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出于梳理历史、归纳时代的需要,音乐研究学者们不停美化和放大鲍勃·迪伦以及伍德斯托克的意义,孜孜不倦地解读披头士金曲歌词中的深刻寓意。

      但与此同时,那些“不用背负精神包袱”的乐手和乐队,则自得其乐地玩着身心俱爽的伟大演奏。当然,总免不了有不甘于过瘾而非得思考的闲人,愿意为吉米·亨德里克斯在舞台上点燃吉他的行为、为齐柏林飞艇的《天堂阶梯》加持与时代有关的意义。

      反叛当然是摇滚精神的重点,但这种反叛,更多的是青少年成长中因荷尔蒙分泌而固有的反叛。

      对技术一般甚至渣烂的少年而言,反叛的结果可能就是直接开骂和表达欲望的英式朋克;对技术精湛的技术派青年而言,反叛的结果就成了平克·弗洛伊德那样的《天空中的伟大演出》(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白岩松所言的“背负”,或指中国摇滚那个被回忆过度美化的时代,那个从呐喊“一无所有”(崔健)到看着“麦子还在对着太阳愤怒生长”(张楚)的所谓摇滚黄金时代。

      从无到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摇滚乐,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当然像崔健的“一把刀子”,像唐朝的那只“飞翔鸟”,直面何勇怒斥的“垃圾场”。

      愤怒和激情,呐喊和担当,这些东西不但属于香港红磡体育馆内被我们期待捧上天的乐手们,也属于大学宿舍洗澡房内拉开衣襟放开嗓门嘶吼的学生们,

      好像只要这么叫喊,自己就能跟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能成为自由翱翔的“飞翔鸟”。

      和中国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一样,从反叛、背负到玩耍、自乐的摇滚精神,中国青年用的时间比西方青年短得多。毕竟这早已是个数码和娱乐全球化的世界。

      还想披着长发,学着偶像史莱许和吉米·佩奇用闭门苦练而来的电吉他solo表达愤怒和自省?
      醒醒吧,吉布森吉他去年都破产了。调侃着“大碗宽面”的电音世代,才不屑于这些吼破喉咙的土气文艺中年呢。

      中国摇滚是在玩西方乐队玩剩下的东西吗?

      我们还是别扯精神,好好听音乐吧。

      打口CD和磁带时代锻炼出来的丰富存量,告诉我们的耳朵,前几期的盘尼西林是彻头彻尾的Oasis(绿洲乐队),惊喜黑马九连真人最后那首《一浪》也跟齐柏林飞艇那首When the Levee Breaks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

      这当然不能说是抄袭,只能说是兴趣和事业上的影响,至多也就是合情合理的借鉴。毕竟,盘尼西林主唱小乐坦承自己就是个精神曼城人,而九连真人也不避讳台湾的交工乐队对自己醍醐灌顶般的开窍意义。

      那么,说到底,中国摇滚是在玩西方乐队玩剩下的东西吗?

      我们理应承认这个事实,却又该摆正“剩下的”也能玩出新花样的态度。就像乒乓球和羽毛球是英国人100多年前发明的,中国人不但能玩,还玩到世界无敌的层级。

      摇滚乐当然不是一码事。美国孟菲斯太阳录音棚虽然会让参观者站到话筒前,并告诉你“1954年7月5日,19岁的卡车司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此唱出给妈妈生日礼物的第一个音符,摇滚乐从此诞生,朋友,你站在了摇滚零公里原点”,但没有哪家权威机构会给录音棚名称版权,让孟菲斯之外的音乐都不许叫摇滚。

      但我们不得不在经历大型演出、知晓受众群体后承认,摇滚不是只属于西方,更确切地说,它只属于英、美两国,风格和潮流永远在这两个国度间来回摇摆。

      听多识广的歌迷,当然知道德国战车、意大利狂想曲、芬兰夜愿、俄罗斯维克多·崔乃至斯洛文尼亚的Laibach,但有谁能有体系地说清这些国家的摇滚发展脉络吗?又有谁能唱几首他们的非英语歌曲?

      记得我第一次出境追喜欢的乐队,是在香港会展中心看R.E.M.,当被占观众人数80%的西方人团团围着时,我身旁另一位国人感慨,“摇滚始终不是属于中国人的”。

      后来到伊斯坦布尔看激流金属BiG4现场,一个能全场跟唱Metallica乐队所有歌曲却不能进行简单英语会话的少年,听闻我来自中国,兴奋地炫耀称:“我知道你们的金属,Tang Dynasty, Tang Dynasty(唐朝,唐朝)”。

      这并不奇怪,哪个国家都肯定有一小撮小众文化的爱好者,碰对时能让宾主双方都如若觅见知音,碰错时让对方觉得你是神经病。我曾在巴西对着刚结识的文青炫耀,“我可喜欢Sepultura(埋葬)了”。

      对方夸张地回答:“谢谢啊,我们巴西人一半都喜欢重金属,剩下那一半傻×,就去里约狂欢节跳烦死了的桑巴。”

      我也曾在意大利费拉拉试图向两个青年打探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墓地所在的小镇时,带着匪气的对方操着简陋英语回复道:“你是想找妞儿做那事吗?”

      反过来,第一届平遥电影节时,一个德国文化记者在古城里逢人必问“你对贾樟柯怎么看?”,当地居民一脸纳闷:“那是谁啊?我们就想看看范冰冰。”

      “让中国人跳头一两下很难,
      一跳开了,他比全世界哪儿都拦不住”

      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摇滚明星和文艺片导演一样,永远都是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陌生名字。

      九连真人确实以一己之力,让家乡——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出了那么一点名,但视线跳出狂欢的小集体之外,比嘻哈节目低得多的收视,注定热闹过后,连平这座客家山城还是那个保留了千年的模样,更多的乡民还是轰着摩托,外出务工,过年回家。

      倒是痛仰名曲《再见杰克》意外“打榜”广场舞这件事,能让乐迷有着滋味古怪的兴奋劲儿。
      《乐队的夏天》中,在舞台扭动最剧烈的放克乐队Click#15表演结束后,马东抛出问题:“有说法是中国人因为律动感差,根本不适合舞蹈,对吗?”白岩松立马接上:“让中国人跳头一两下很难,一跳开了,他比全世界哪儿都拦不住,不信看咱们大妈去。乐队们希望用音乐养自己吃饭,只要中国人还在跳舞,你们将来可以吃得很饱。

      2013年11月10日,安徽省亳州市魏武广场,参加广场舞比赛的大妈们。

      这些年,确实有越来越多外出游玩的同胞,从年轻姑娘到大妈团,颠覆了外国人对安静老实的中国人的想象。

      越南芽庄出海的游艇上,质量粗糙的音响里轰出黄老板(Ed Sheeran)的舞曲Shape of You,大妈团的一员扭捏了一下下,挥舞着遮阳帽,站到桌子上,狂跳起来;

      法国敦刻尔克的码头餐厅里,一位政府官员对角落里不敢说话的漂亮姑娘下定论——“好典型的中国妹子啊!”,旁边一位国人打开手机里的抖音,“给你看看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妹子,角落那姑娘是法国华人二代,可能因为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环境,才含蓄的吧”。

      抖音这类的应用,或许真的不经意地实现了某种新一代国人形象的文化输出。去年冬天,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一个行业交流活动的最后一天,主办方请来乐队,在镇上的会议中心搞起告别宴。

      当平克·弗洛伊德名曲《墙上的另一块砖》响起时,煽风点火的我将两块桌巾甩给旁边的成都妹子,自己也疯狂地POGO进乐队舞台;没想到成都妹子更猛,旋着跳着迅即成了全场中心人物,我们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二人转。

      曲毕,欧陆各国白领拉着我们问:“你们是中国人吗?”

      当然,外人的诧异,可能正因为这些疯狂发泄不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常态。

      中国土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摇滚音乐节。也确实有牧民妈妈第一次瞅见夹着烟头狂飙吉他的谢天笑,就把娃儿撇在一边,自己冲进人群之中;但更多的还是将音乐节舞台视为周末扎营度假背景音的自驾家庭。

      这样也不错,说不准娃儿从有听觉认知开始,就迷上了国内土摇呢。

      而把境外大型夏季音乐节当作旅游目的的国人,还实在太少。无论在巴塞罗那的声纳电音,还是在荷兰的Pinkpop,我都孤单一人,要么被云雾里飞着的加泰罗尼亚青年围住,要么被眼前一米九的荷兰大高个挡住视线,然后听着旁边一米八的“矮个子”抱怨看不到。

      这也不对啊!朋友圈里富士音乐节不是一再刷屏吗?那可能是因为日本离我们实在太近,而且我们刚巧都认识这些朋友。

      草原的策马节奏和大山的竹林酒歌,
      始终是让人坐不住的

      那么,我们能有不同于英美而属于自己的摇滚吗?是不是真的像二手玫瑰乐队唱的那样,“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呀,这样你才能继续地喜欢”(《伎俩》)?

      在国内众多的摇滚现场和音乐节经验中,我感受到,除了新裤子能掀起全场疯狂Mosh(相互对撞),最热闹的还是那些带着强烈少数民族元素的乐队,如来自内蒙古的杭盖、云南的山人。

      即便新鲜劲头过去,草原的策马节奏和大山的竹林酒歌,始终是让人坐不住的。当然,这得益于民族乐器的巧妙纳入和民歌的适当嫁接,但基础结构始终还是人家玩剩下的。
      可这又如何?在这样的结构框架下,万能青年旅店不也四两拨千斤地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有力而深刻地铭记下一个独属于中国人的时代?

      至于《乐队的夏天》里盘尼西林像绿洲乐队、皇后皮箱像北极猴、九连真人像齐柏林飞艇,只要不是抄袭,都没有太大关系。

      毕竟,孟菲斯太阳录音棚不会拥有“Rock N'Roll”这个词的所有权,曼彻斯特乐队也不能傲娇地制止全球受影响的粉丝去喜欢、模仿和借鉴他们。

      在Carsick Cars、重塑雕像的权利、后海大鲨鱼、Snapline等乐队风靡“帝都”大小livehouse时,外媒还认为北京已经取代纽约,成为新的“后朋之都”呢。而摇滚之乡,不也正是围着北京摇滚的石家庄(Rock Hometown)吗?

      总之,摇滚乐就是起源并属于英美的,但不妨碍欧陆和亚洲人去玩耍,放下背负和身份困惑的疯狂条约,自在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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